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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由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、湖北三峡演艺集团创作的话剧《屈原》在北京上演。该剧由黄维若编剧，郭小男导演，全剧大气磅礴，呈现出一种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与现代剧场表达相结合的新风貌。
该剧围绕屈原投江前的心理世界展开，开场戏是屈原跳江前与楚怀王灵魂的相遇，其作用一如剧中张仪的一句肺腑之言：“一个人做人的时候未见得有什么真话，但只剩下灵魂的时候，真话就多了。”这里的“真”包含两层含义。首先是人物心理中最真实一层的开掘。只有在灵魂的对峙中，屈原才能与楚怀王相互袒露心迹，君王与诗人的矛盾才得以展开。另一层“真”则在于借助假定性的手段，使得对立的双方可以直面彼此，有些时候，这些“真话”更贴近今人客观评议历史时的眼光。例如，张仪对屈原道出的事实：“有些人反对你不是因为我的贿赂，而是因为你要变法！”激发了观众对历史的哲理思辨。
剧作家只有在充分研究史料的基础上，才能深入历史人物的心理意识层面，进而创作出在史书中难寻，却符合人物意志和性情的人物形象，才能“一语道破天机”，揭示历史矛盾的本质。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，剧作家将屈原的诗歌有机融入剧中，演绎了《橘颂》《九歌》《天问》等诗歌片段。大幕拉开，屈原笔下的大司命、少司命、云中君、湘夫人、山鬼等组成歌队，吟诵着屈原笔下的诗句，屈原的诗歌成为全剧诗化舞台意象的种子。
诗在剧中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，而是有机地融入了历史叙事中。诗作本身未必写于情节发生的历史节点，在剧中却和屈原的人生节点形成了互文。最震撼人心之处是屈原投江前以独白形式的连连发问，这是以《天问》为基础进行的改写。前半节，屈原诘问这荒谬世间；后半节，最终落到对自我的拷问：“为什么不投江而去？”由此，诗不仅是剧中人物独白的华丽言辞，更与人物的深层心理动机紧密结合在一起。屈原投江的结局尽人皆知，若仅为看一部屈原的传记大可不必走进剧场，把“为什么”讲得可信、讲得动情才是历史剧的使命。
剧中，爱国主义情怀是创作者的表达取向，也是屈原精神价值的重要组成。剧中的屈原既是诗人，也是政治家，他九死一生，只为楚国的复兴与强大，但他的追求却与各方势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全剧就在屈原与各方势力之间的对抗、斡旋中展开。屈原被放逐后，陈轸一度建议他像“纵横家”一样去别国实现价值。屈原则秉持“思想无国界，诗人有祖国”的理念，始终胸怀爱国主义情怀。正如《橘颂》有言：“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；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”。创作者将橘的意象巧妙融入剧中。剧中矛盾冲突的表层在于与哪国结盟，即“与秦连横”或“与齐合纵”的矛盾；但创作者理解的屈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，而非好战——“结盟不是为了攻伐，强兵也不是为了征战，而是要使强敌不敢犯我。”
随着舞台上投下一道象征着汨罗江的蓝光，屈原走到人生终点。肉体虽死，灵魂永生。导演找到了生死之间的交汇——诗歌的精神价值。最后，歌队作为《国殇》中的楚军将士出现，送诗人最后一程。由此，屈原将天问留给自己，将国之气节留给楚军。编剧黄维若表示，在屈原的身上“看到了一个忧郁、磊落，对楚国和百姓的命运怀着关注和热爱的诗人的灵魂。屈原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五光十色，他的命运却是那么坎坷，这样的人使你不得不在心里产生极大的敬佩、同情，去探究他的灵魂。”或许正因这样的情怀，屈原这一人物才显得有血肉、有诗情、有新意。
写屈原，最绕不开的人总是楚怀王。剧中，楚怀王没有被塑造成丑角，他固然一手酿成了楚国倾覆，但在危急时刻，他仍愿只身赴秦，将复兴楚国的重任托付给屈原。屈原与楚怀王的关系亦君臣，亦对手，亦朋友。被继任的楚襄王逐出国都后，屈原万念俱灰，回到家乡仍为怀王这个失职之君设立灵位，并在悲痛中写下了名篇《招魂》。舞台上，两个灵魂相遇时，楚怀王终于能倾吐心声，为屈原的诗作拍手叫好。这一笔，一方面写出了新意；另一方面，却也淡化、转移了楚怀王与屈原之间的矛盾。当楚怀王问及《九歌》何以完成时，屈原坦然表示，艺术的灵感，来自国家的悲剧：“那年你不听我的……终究被秦赖下六百里土地。”一段戏，道出了人物关系间的某种错位——两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历史安错了位置。
早在上个世纪，欧阳予倩、焦菊隐、黄佐林等一代戏剧人就提出了“话剧民族化”的时代命题，《屈原》一剧，试图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融入现代剧场的表现语汇之中，此剧在舞台表现形式、主题的设定、矛盾关系的展开等方面，尚有探讨的空间。郭沫若版《屈原》珠玉在前，是多数创作者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新《屈原》依然抓住了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，将传统题材与诗化的美学追求、现代的舞台手段结合，引发了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鸣与哲理思考。
（作者：彭涛，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，姬成，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硕士研究生）
